我们都回了工作岗位，试图用忙碌填补心底的裂痕。
Willa重回学校，还是照旧教高二的课，穿着朴素的长裙和高领毛衣，遮住那些淡去的鞭痕。
她在课堂上恢复了“Willa老师”的从容，讲课时声音清亮，偶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公式，粉尘沾上她的指尖。
她会笑着和学生互动，分享化学实验的小趣闻，但下课后，她会站在窗边发呆，手不自觉地按在腹部，像是感受那颗芯片的存在。
学生们议论她“出差”后的变化——更瘦了，眼神少了光彩——但Y城的开放风气让这些议论很快消散。
我拄着拐杖回到C大学，教课时坐在讲台上，尽量掩饰腿伤带来的不便。
同事们关心地问：“腿怎么样？Willa还好吧？”我笑着敷衍：“好多了，她忙着备课。”没人提新闻，没人提FBI，大家心照不宣地避开那个话题。
课间，我会收到Willa的短信：“中午一起吃饭？我带了三明治。”她的文字简短，带个笑脸表情，像在努力维持我们的正常。
我回：“好，C大学食堂见。”中午，她会提着饭盒过来，坐在我对面，分享鸡胸三明治和一小瓶橙汁，阳光照在她脸上，淡妆掩不住眼角的疲惫。
我握住她的手，她的手指冰凉，轻轻回握，像在确认我的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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