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济南回来以后，沈若变了一个人。
不是那种一夜之间的、戏剧性的、像换了个头似的变，是很慢的、像水位一点一点往上涨的、等你知道的时候已经漫过了脚踝的那种变。
她开始穿颜色了。
衣柜里那些黑白灰被推到一边，浅绿、淡粉、鹅黄，一件一件挂进来，像春天把冬天的雪一点一点地挤走。
她买了一支新口红，正红色的，不是杨树林，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牌子，她说“这个颜色显白”。
她没有再提济南的事。
一个字都没有。
她不说，我不问，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——不是那种“我不想说你也别问”的默契，是那种“我知道你不想说所以我等你想说的时候再说”的默契。
济南回来后的第三周，科室聚餐。
沈若出门之前换了好几身衣服，浅绿色的裙子，试了脱了；白色的衬衫，脱了；最后穿了那件新买的鹅黄色连衣裙，领口不高不低，裙摆不长不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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