铁窗之内，十个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这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囚室里。
空气粘稠得令人窒息，尿骚味、陈年汗臭味和廉价消毒水混合在一起，发酵出一种直冲天灵盖的恶臭。
我缩在最里面那张紧挨着厕所的床铺上，身下那张薄得能看见弹簧的褥子散发着阴冷的潮气，硬邦邦地硌得我后背生疼。
只要稍微侧过头，就能看见厕所门框上积年的黄垢，瓷砖缝里藏着黑霉，偶尔还有几只细小的蠓虫从地漏缝隙里钻出来，不知死活地绕着昏黄的灯泡打转。
上铺的床板离我的脸只有三十公分，那是一块粗糙的复合板，边缘被磕碰得毛毛糙糙，像是一张咧开的烂嘴。
板子中间有一块深褐色的圆形水渍，不知道是陈年的菜汤还是什么液体浸透了木头，像只浑浊的眼睛，死死地盯着我。
我就这么仰面躺着，目光涣散地聚焦在那块水渍上，脑子里像灌了铅，来来回回只转着一个荒谬的念头——我白宾，华盾的白总，怎么就混到这步田地，进看守所了？
半个小时前，孙律师隔着铁栏杆见了我。
他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，用那种见惯了大场面的、公事公办的口吻告诉我：“对方被你从楼梯上推下去，断了几根肋骨，还有轻微脑震荡，医院鉴定是轻伤二级。没有谅解书的话，最少六个月起步，上不封顶。”
六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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