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喝了快一个星期的十全大补汤，那股又甜又苦的、混杂了当归和不知名草药根茎的味道，就像一层洗不掉的油漆，牢牢地附着在了我的舌根上。
以至于我在学校里，闻到女同学文具盒里飘出的、那种廉价的茉莉花香味的橡皮筋的味道时，都会忍不住干呕一下。
妈妈似乎对我这种反应很满意。
她好像觉得，只有这种具体的、能被感官捕捉到的苦，才能证明那些补药正在我的身体里，发挥著作用，才能让她自己心里，那些看不见的亏空和虚弱得到一点点虚假的填补。
而曾文静，则像一株生长在我们这个充满了药味和机油味的、沉闷世界之外的、不知名的植物。
她身上，永远都带着一股干净的、混杂了阳光、墨水和她那件总是洗得发白的校服上，残留的肥皂泡的味道。
那个春天，她迷上了英语。
那不是我们课本上那种，“How are you？ Fine， th
ank you， and you？”式的、干巴巴的英语。她迷上的，是一
种更遥远的、只存在于网络和磁带里的、带着音乐般韵律的英语。
我发现，她最近有了一个宝贝——一台小小的、半旧的随身听。
那是她父亲从乡下中学淘来的、不知哪个老师用过的旧货，塑料的外壳边角都已经被磨得发亮，连放电池的那个小卡扣都断了，需要用一小截透明胶带，歪歪扭扭地粘着。
她却非常珍惜，甚至用她妈妈织毛衣剩下的、淡黄色的毛线，给它打了一个小小的、刚好能套进去的保护套。
省里要举办一场中学生英语演讲比赛，我们县只有一个推荐名额。
这个消息，像一颗小石子，在我们年级那潭死水里，激起了一圈小小的涟漪，但很快就平息了。
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，省城是一个和北京一样遥远的概念，远不如讨论昨天晚上还珠格格里小燕子又闯了什么祸来得实在。
可这颗石子，却在曾文静的心里，砸出了一个很深、很深的坑。
她的目标，就是拿下这个名额。但她的动机，和那些想通过比赛获得加分、拿到奖状的同学，似乎完全不同。
有一次，在自习课上，我看到她正戴着耳机，手里拿着一本破旧的英汉词典，嘴里念念有词。
我凑过去，小声地问她：“你这么拼命，就是为了去省里拿个奖啊？”
她抬起头，把其中一只耳机递给我。
那耳机的海绵套，已经有些发黄、破损了。
我戴上，听到了一段极其清晰、纯正的、我从未听过的女声在朗读着什么。
那声音，圆润、饱满，每一个单词的起承转合，都像音乐一样优美。
它和我们英语老师那生硬的、带着浓重本地口音的、把“three”读成“树”的发音，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东西。
“你听，”她看着我，眼睛里，闪着一种近乎于信仰的、倔强的光，“这才是英语本来的样子。我觉得，一件美好的事情，就应该被这样对待。”
她所说的“好好对待”，是一种近乎于工程师的、充满智慧和耐心的、笨拙的抗争。
她没有去买那些昂贵的、全新的标准发音磁带，更买不起当时刚刚开始在我们县城里出现的、像个小宝贝一样被锁在玻璃柜台里的MP3。
她唯一的音源，是县里那个上网费贵得吓人的网吧。
那里的电脑，屏幕还是那种大屁股的、泛着蓝光的纯平显示器。
她会用攒了好几个星期的零花钱，去那里开上一个小时的机。
然后，从一些我看不懂的、全是英文的网站上，下载一些同样是英文的、名叫MP3的音频文件。
可难题在于，如何把电脑里的声音，装进她那台只能播放磁带的旧随身听里。
我看着她，像一个最顽强的工程师，在用手里最简陋的零件试图搭建一架通往新世界的桥梁。
她从一本不知从哪儿淘来的、旧的《电脑爱好者》杂志上，找到了一个土办法。
她去县城里那个专卖电子零件的、像杂货铺一样的小店，花了几块钱，买来一个耳机插头，一小段电线和一个麦克风插头。
然后，在一个周末的下午，她趴在我家的那张方桌上，用我舅舅程伟不知从哪儿弄来、又被他扔在角落里生了锈的电烙铁，小心翼翼地把那些细细的铜丝，焊接在一起。
空气中，弥漫着一股松香和塑料烧焦的、刺鼻的味道。
她的手指，甚至被滚烫的烙铁头烫出了一个亮晶晶的小水泡。
她只是把手指放进嘴里吮了吮，然后，继续埋头和那些不听话的、细小的零件较劲。
最终，她真的成功了。她焊出了一根两头带着不同插头、中间用黑色胶布缠得歪歪扭扭的、丑陋的“音频对录线”。
她会带着这根线和几盘空白磁带再去一次网吧。
她把对录线的一头插在电脑的耳机插孔，另一头插在她那台旧随身听的麦克风插孔里。
然后，在电脑上播放MP3的同时，按下随身听的录音键。
网吧里很吵，充满了键盘的“噼啪”声和游戏里“Fire in the hole！”的嘶吼声。
她必须戴上耳机，
全神贯注地通过监听，来判断录音的音量和效果，不能有一点杂音。
我看着她因为成功地转录了一段清晰的对话，而摘下耳机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、疲惫而又满足的笑容时，内心感到一种巨大的、混杂了心疼和敬佩的触动。
那个周末的下午，我们家的门，被敲响了。
来的人是曾文静。
她怀里，紧紧地抱着她那个用淡黄色毛线套装着的宝贝随身听，和那几盘她自己亲手转录的、用歪歪扭扭的字迹标注着“Lesson One”、“Le
sson Two”的磁带。她站在门口，显得有些拘谨和不安。
“何晨，”她说，眼睛却越过我，看向了正在客厅窗前，绣着星空十字绣的妈妈，“那个……我能，我能请程蕾阿姨，帮我一个忙吗？”
妈妈的动作，停了下来。
她抬起头，那双因为长期盯着针眼而显得有些疲惫的眼睛，在曾文静那张因为紧张而微微泛红的、干净的脸上，停留了很久。
曾文静走进屋，把那台半旧的随身听，像献上一件珍贵的贡品一样，小心翼翼地放在了那张堆满了碎帆布和麻线的方桌上。
“程蕾阿姨，对不起，打扰您了，”她说，声音因为紧张而带着一丝小小的颤抖，“我从电脑上录了一些听力，但总觉得声音有点发闷，录出来的效果不好。我听我爸爸说，您以前在广播站待过，最懂这些……这些机器。您能不能，帮我听听，是不是录制的时候，电平太高了？”
我看到妈妈的脸上，闪过了一丝极其复杂的表情。
那里面，有惊讶，有片刻的恍惚，也有一丝被一个孩子的、天真的世界所打扰后的、不易察觉的疲惫。
但她最终，还是放下了手里的绣花绷子和那根亮晶晶的小钢针。
她接过了那台小小的随身听，戴上了耳机。
为了测试录音效果，妈妈让曾文静把她的演讲稿念一遍。
曾文静立刻站得笔直，像一棵准备接受检阅的小白杨。
她用她那清脆的、努力模仿着标准伦敦腔的声音，朗读着她的演讲稿。
而妈妈则靠在椅背上，闭着眼睛静静地听着。
她不像一个老师，更像一个倦怠的、苛刻的评委。
听完一遍后，妈妈睁开眼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曾文静在某个单词的尾音处理上的一个细微瑕疵。
她的发音，比曾文静模仿的录音，更加纯熟、地道，带着一种曾文静从未听过的、属于成年人的自信和从容。
那一刻，曾文静看着妈妈的眼神里，充满了崇拜的光芒。
曾文静练习了几遍后，妈妈却打断了她。
“文静，”她看着她，眼神变得很深，很锐利，“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，非要参加这个比赛？”
曾文静愣了一下，她低下头，看着自己那双洗得发白的球鞋，小声但异常坚定地说：“因为……我觉得它很好听。
我就是想，把这么好听的声音，在很多人面前，大声地念出来。我觉得，一件美好的事情，就应该被这样对待。”
妈妈看着她那天真的、闪着光的眼睛，脸上，没有任何表情。她没有说话，只是低下头，重新拿起了她那个绷得紧紧的、圆形的绣花绷子。
屋子里很安静。静得能听到曾文静那有些局促的、细微的呼吸声，和墙上石英钟“嘀嗒、嘀嗒”的、不知疲倦的脚步声。
妈妈的手指，捏着那根小小的、亮晶晶的钢针。
她的面前，是一片已经绣出了一小半的、扭曲的星空。
她似乎是想继续刚才的工序，可那根针，却悬在半空中迟迟没有落下。
然后我看到了一个极其细微却又让我感到一阵莫名寒意的动作。
她把那根锋利的针尖，对准了那块已经绣好的、由无数个小小的、排列整齐的蓝色格子组成的“夜空”，然后，用一种近乎于麻木的、心不在焉的力道，开始一下、一下地，用针屁股，轻轻地敲击着那些彩色的棉线。
那敲击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
它只是让那些原本平整、服帖的丝线，变得微微有些松散，起了一层细小的、看不见的毛边。
她不像是在刺绣，更像是在用一种最温柔、也最残忍的方式，一点一点地破坏着自己刚刚建立起来的、那个小小的、脆弱的彩色秩序。
过了很久，她才停下那个奇怪的、徒劳的动作，抬起眼看着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沉默而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的曾文静。
“文静，”她说，声音很平，也很淡，像是在陈述一件早已发生过、与她无关的旧事，“我们单位去年搞业务竞赛，理论考试，我考了第一。”
曾文静愣住了，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
妈妈没有看她，目光落在了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空上。
“实际操作，评委临时加了一道题。让我们用算盘，算一笔附加税，谁最快，谁的分就最高。”
她顿了顿，嘴角，勾起了一抹极其微弱的、几乎看不见的、自嘲的弧度。
“那道题，我五分钟就算完了。坐在我旁边的小莉，她多花了三分钟。最后得奖的是她。”
她没有再往下解释原因。她只是转回头，看着曾文静那双因为困惑而显得更加清澈的眼睛，然后，她做了一个极
其细微的动作。
她伸出一根手指，轻轻地，敲了敲桌上那本曾文静带来的、崭新的英语演讲比赛辅导书。
书的封面上，印着几个烫金的、醒目的主办单位的名字，其中一个，是县教育局团委。
她的手指，就在教育局那三个字上，不轻不重地，点了两下。
那动作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却像两声沉闷的钟声，敲在了曾文静的心里。
然后，妈妈才站起身，把那台半旧的步步高复读机，重新收回了柜子里。
她一边收拾着桌上的磁带，一边用一种极其平淡的、仿佛只是在叮嘱一件日常小事的语气，对还愣在那里的曾文静说：
“你的发音很好。比我们局里所有搞外贸业务的人都标准。”
“回去吧。好好准备比赛。”
我坐在不远处的书桌旁，假装写著作业。
我听着妈妈用她那被生活磨砺得沙哑的嗓音，向我心中那个最纯洁的女孩，传授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、第一堂关于规则之外的、冰冷的启蒙课。
我手里的铅笔，在练习本上划出了一道长长的、黑色的、丑陋的口子，像一道无法修复的、撕裂的伤痕。